红色书法大师舒同的一生

舒同，早年投身革命，1930年参加红军后，戎马倥偬，南征北战，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军事科研事业均做出了重要贡献，素有“马背书法家”之美誉，曾被毛泽东称为“党内一支笔，红军书法家”。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舒同创造出独具一格、圆润遒劲、敦厚稳健的舒体，独步书坛，成为当代杰出的书法大师，已出版发行的楷行草三体《舒同字帖》和《舒同书法集》，深得海内外书法界赞誉。王元化先生评价说，舒同的字“像他的人一样，雍容大度而又质朴无华，不带任何炫人眼目的做作之习，而自有一种精神内敛、气度厚重的自然风韵”。

从“神童”到“政要”

舒同，又名舒文藻，1905年11月25日出生于江西东乡县一个贫苦农家，他聪颖好学，打小就在私塾里读书，因家贫买不起纸笔，耕读之余，他便以木竹为笔，沙土为纸苦练书艺。10多岁时，他就能为家乡邻里书写祝寿牌匾和名言警句，赢得了众人的惊叹，被誉为“书艺神童”而闻名乡里。

15岁时，舒同考入江西省立第三师范读书学习。在“五四”运动影响下，他积极投身学生进步运动，投身革命生活，用笔、纸抨击黑暗的旧社会。1920年6月，他和进步同学成立了“金兰同学社”，成为东乡地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者。1921年8月，舒同与李井泉同学等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积极研读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他发表了《中华民国之真面目》，以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所谓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虚伪性，表现出为国为民追求真理、伸张正义的革命精神。

早在1926年，舒同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家乡任东乡县委书记兼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1927年革命失败，舒同遭反动当局追捕，名列通缉令之首。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走投无路的艰难环境中，他化名舒文藻，以卖字为生，先后辗转于武汉、上海、安徽、南京等地寻找党组织，忠贞不屈，坚持革命。1930年，舒同在江西协助红军攻打抚州，以后转入红军。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舒同任红四师政治部主任。他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后，他和师长、政委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为长征的胜利和巩固、扩大陕甘苏区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中共山东分局委员兼秘书长等职。1937年10月初，舒同率八路军总部工作团赴山西五台、定襄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建立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数千人的抗日义勇军开展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很快把定襄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创建、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组建晋察冀军区，他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2年延安整风时，舒同任军委整风审干领导小组副组长，协助叶剑英同志领导了军委机关的整风审干工作。在莱芜战役中，他深入敌营，成功策划了国民党第四十六军的起义，对莱芜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后来，他又具体领导了争取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部在济南战役中起义，具体布置了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中共地下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1948年，解放大军饮马长江席卷华东，舒同任华东局宣传部长。1949年5月底，解放上海的枪炮声刚刚停止，他又兼任《解放日报》的总编和社长，以后又奉调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陕西省委书记、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多职，他曾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十五大特邀代表。

解放后的沉沉浮浮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舒同协助陈毅同志领导接收上海，认真执行了党的城市工作政策，为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为建设新上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舒同任中共华东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文教委员会主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局党校校长等职，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忘我的工作精神。

1954年，舒同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1959年庐山会议后，舒同受到政治株连，被免除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去章丘县当了个“七品”县委书记，过了4年清闲日子。因为人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又是原省委一把手，为人不错，口碑也好，便没有太多的人去找他的麻烦。工作之余，他得以清清静静地写了几年字。

1963年，他被重新起用，调任陕西省委书记。“文革”风起，他再一次灾难临头，遭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迫害。挨批斗、戴高帽、游街、下跪、挨打……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他大义凛然，毫不屈服，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决不低头“认罪”，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无罪”，还说“打倒后再平反”，因此招致了更残酷的虐待和迫害，被关进监狱长达6年，直到1972年才放出来。1972年元旦前夕，他在狱中写了“新年贺词”，义正辞严地抨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持真理、不惧淫威的大无畏精神。

在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由于政治上蒙冤，舒同当时不辞辛苦到北京“上访”，要求平反，结果又被斥为“妄图搞右倾翻案”。一次在中组部“上访”，他遭到呵斥，行包被一个年轻干部扔出门外，命令他立即回陕西接受批判。他申诉无门，无奈只好上书毛主席。毛主席很高兴又有了老文友的消息，但不知道他受到这样多的委屈和磨难，看了舒同用毛笔写的小楷长信，他老人家说了一句话：“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这样对待他是不对的。”并让解决舒同的问题。但是，他的这个“最高指示”并没有被理会，几个月后毛主席便与世长辞了。

毛泽东逝世后，舒同被命令到西安平绒厂接受劳动改造和群众监督，1979年9月才得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舒同的书法和人格

舒同自幼擅写书法大字，曾临习过大量古代碑帖，并师法颜真卿、柳公权、何绍基等众多古代名家书法。长期的书法实践，使舒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的字结构严谨，结体宽博，笔法含蓄遒劲，飘洒圆秀，字形雍容大方，形神兼备。

作为开宗立派的大师，舒同却视书法为余事。他一不开个展，二不出专集，三不收弟子。20世纪80年代他力辞中国书协主席之后，有关方面为他举办了首次个展；1995年出版的《舒同书法集》，是他墨海生涯80周年的第一本书法集。这部书法集中收录了作者1926年至1984年间书写的90余件作品，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还有一些画作，幅式多种多样。

舒同留下的作品以行书为多，而其笔法由颜体楷书得来。要把颜体楷书的笔势转化为行书，有相当的难度，这方面，他可能借鉴了清代大书法家何绍基的书法，而且受到何绍基颤笔的影响。但是，舒同挹颜体的厚重，行书的点画主于圆转，执笔不作回腕法，此又不同于何绍基。行家由笔画形态推测，舒同用笔几乎是笔笔中锋，使转映带也是力求“笔正画圆”；起笔处，笔锋从来是藏而不露。20世纪50年代，舒同写赠管易文的行书《毛泽东·长征》四条屏，深得颜字的“雄秀”，又具自己的行书风采，是舒字的上品。

纯然的舒体草书作品，多写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虽然还是圆转的笔调，但因笔势迅疾，大有笔走龙蛇般的激越。1964年他书写的《毛泽东词》中堂，融通了行草楷三体之法，于沉稳中见清逸，别有一种书卷气息。这一时期，作者正处在政治生涯的低谷，他在1961年书写的一副对联：“波动巨鳌没，云垂大鹏翻”，可以看作是他的自我写照。退居繁忙的一线岗位，舒同得以有时间钻研草书，而且有闲情“试墨”于丹青，喜绘竹石、梅花、菊花、幽兰之类的文人画，这是雅兴，也是昭示心志吧。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舒同，突然无所事事，心中的寂寞和忧郁推而可知，写写草书，也是排遣心中的积郁，浇淋心头的块垒。此时的书法，成了他的一种精神寄托，贴合了作者当时性情的真实。

许多人都以能拥有舒同的墨宝为荣。舒老一生赠字无数，从各级领导到普通学生，从外国贵宾到街坊邻居，只要开口求字，舒老总是有求必应，欣然命笔。但有一条，若是有人请他写“难得糊涂”几个字，不管是谁，舒老都一口回绝：“我是共产党人，不能糊涂，要写另找人。”一个“不能糊涂”！昭示了舒老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令人肃然起敬。难怪匡亚明先生说，舒同的书法、文章和气节在中国历史上闪射出其独特的光芒。

与毛泽东是文友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艰苦岁月中，舒同一手持枪，一手握笔，以笔当枪，写布告和战报，宣传抗日革命道理。在戎马倥偬之际，他仍坚持对书法艺术的实践与研究。当年，舒同经常在《红星报》等报纸上撰稿，鼓舞士气。毛泽东和舒同第一次见面，是在1932年春天。当时红军刚刚取得漳州战役的胜利，官兵们正在打扫战场。在弥漫的硝烟中，毛泽东握住舒同的手说：早就知道你了，看过你的文章，看过你的字。

舒同说：“比主席差得远。”毛主席说：“哪里哪里！往后咱们要互相学习和交流哟，就是文友了。”舒同点点头。毛主席顺手从地上捡起一个弹壳，非常诗意地说：“战地黄花哟！”舒同听了，惊叹毛主席的艺术想象和文才。这便是舒同和毛主席的初识。从那以后，舒同常有机会与毛主席见面，两人一起谈书法，谈文章，意气相投。他写文章很多很快，即使行军路上休息，他也常把纸铺在马背上写文章，毛主席看见总要夸奖他，曾送给舒同两个“雅号”，一个是“马背书法家”，另一个是“党内一支笔”。

红军到达陕北旬邑县时，准备请当地的一个前清翰林肖芝豹出任边区参议员，肖不肯。他说，共产党好是好，但是文化不高。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后，就让舒同以中共中央领导的名义给他写了一封信，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肖看了这封信十分感慨地说：字好，文笔比我还好，共产党里有人才。

在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中，常有人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也经常向人推荐舒同。闻名于世的“抗大”校牌“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校训均出自舒同的手笔。直到解放后，毛主席还念念不忘舒同的字好。新建的农业展览馆请毛主席题字时，毛主席又推荐舒同写了。那块匾在“文革”中被当成“走资派”的“黑字”给砸了，80年代时，又请舒同重新补写了一幅。

解放初，毛主席曾点名要舒同从山东进京，担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和《人民日报》总编辑，但舒同没去，留在山东担任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毛主席点名把舒同列为《红旗》杂志编委。

解放后，毛主席和舒同最亲密和接触最多的时候是1959年。当时，毛主席曾六去济南，他没有住宾馆，而是找了一处离舒同住地很近且安静的地方住下，有点像“微服私访”，和舒同天南海北地聊天。工作、诗书、天文地理、医疗保健……什么都谈，毛主席兴致很高，也透露出在北京不甚愉快的情绪，当时舒同还委婉地劝慰过他老人家一番。

不甚美满的夫妻情

石澜从武汉抵达圣地延安时，舒同已是一位参加革命多年的红军高级干部。1942年夏天的一个黄昏，在中央研究院的石澜和一群学员正在延河畔散步，她忽然感到对岸人群中有人在注视着自己，那便是舒同。两天后的一个周日上午，有同学将舒同带到石澜面前，并称他是专程来拜访的。

后来，他们“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访问”，两颗心走得越来越近。终于有一天，舒同向小他11岁的石澜倾诉了思慕之情，也毫不隐瞒地坦白了他在家乡和部队曾有三次短暂而失败的婚姻。出于真诚崇拜，26岁的石澜勇敢地接纳了舒同的爱情。1942年9月1日，他们终于喜结连理。那天晚上，在中共中央党校会议室里，校长彭真为他俩主持了婚礼。

在延安的窑洞里，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当石澜还沉浸在初当妈妈的幸福中时，突然接到通知：即上前线，把婴儿送给王家坪附近农家收养。石澜从大局考虑，别无选择。在这之后几年的战争岁月中，舒同工作在前线阵地，石澜则拖儿带女做着各种后方工作，聚少离多。

“文革”中，夫妻俩又分别被造反派赶出省委大门。石澜被送进造反派的集中营，白天挨批斗示众，晚上写反省检查。而在陕西当省委文教书记的舒同，在当了不到半年的省“文革”小组副组长后，即被“揪”到山东批斗，之后又弄回陕西“军管”，四个子女亦难逃厄运，遭受了许多生活磨难。

这期间，子女不在身边，夫妻俩常为生活琐事发生争吵。1977年的秋天起，舒同到中央党校学习，最终结束了与石澜35年的夫妻生活。1992年初夏的一天，年届76岁的石澜获知舒同在京重病住院的消息后，即前去看望。从昏迷中醒来的舒同，听到前妻的声声呼唤，似又恢复了某些遥远的记忆。他的眼角涌出一串串泪花，表情凄苦地望着头发灰白的石澜，接着又颤抖着抬起左手抚摸着石澜的脸颊，抖动着嘴唇欲言而不能！目睹这撼人心魄的悲情场面，包括王云飞在内的几位亲属颇感惊诧：“他们的感情如此深厚，真不该分手啊！”他们的儿子——书画家舒安把父母亲分手的主要原因归结于性格不合和历史原因。

1998年5月27日8时，舒同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舒同的一生，真如这副挽联所言：

从疆场作战到夺取政权，军内一支如椽笔；

由马背写字而创建书协，艺坛元勋肃巨碑。

（责编 晓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