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党性教育视阈下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开放格局，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促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与党性教育的良性互促，提供了通过扩大交往，博采众长的外在机遇，同时又为党内生活的自律性、他律性及引领社会功能起到了内部稳定作用。党性教育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是一个相互分离的孤立举措，而是密切相联的互促过程。通过党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党性教育，规约了党员自身行为，提升了党性修养并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助益。

关键词： 改革开放;党性教育;党内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8.06.0002

如何应对新时代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挑战，抵御风险，锤炼党性，并以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体现出党内政治文化的先进性，需要从改革开放所引发的变革进行反思，即采取事后思考的方式。改革开放历经四十年的实践发展为我们反思提供了经验材料和事实依据，因此不能单单以党内政治文化发展成果的线性运动，消弭党性与人性并存的多向度和复杂性;抑或是超越历史看待党内政治文化的杂多而忽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性教育较之于革命战争年代、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的新特点。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党性教育视阈下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反思尤为重要。放眼全球，世界各国政党由于所秉持的党纲、指导思想、价值观念、政党伦理、政治路线等的不同，创生了复杂迥异、各具特色的政党组织的党内政治文化。相比较而言，“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1]。可见，“党内政治文化”本质上属于党性文化的历史积淀，是我们党组织别具一格且由来已久的文化优势。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現”[2]。通过党组织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开展党性教育，学习党章、党的理论、党的会议精神以及中央的重大工作部署等以规约自身行为;亦可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集体生活和实践要求互进互促，把不断自省、自觉的党员个体的党性修养融入党内政治生活，并迸发出集体的理想信念集聚、动员和感召效应，助成一种党内政治文化。

一、 党性教育的时代课题与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

从改革开放的历时性维度审视可以清晰地看到，共产党人以其“三大优良作风”为行动自觉，针对时代问题于党内开展党性教育，合力铸就几代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又在执行外部的社会影响和传承功能，逐步形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党性自觉。改革开放以来党性教育的时代课题与党内政治文化的建设，对党内生活的自律性、他律性及社会引领功能起到了应对风险和考验的稳定性作用，筑成党内政治文化的教化功能。党的十七大适逢改革开放近三十周年，曾经把改革开放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的艰辛探索—党的十六大之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开启了与世界文化碰撞、对话的全新征程，社会结构发生了更大的变迁、经济体制转轨业已成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判断。因此，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历程，理应与时俱进地包含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

第一个历史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围绕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而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真理观学习，破除个人崇拜，弘扬党的信仰文化。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四十年后重读此文献，可以看到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立足于对时代使命的深刻理解，走出运动治党误区，走向制度治党。彼时，我们存在四大方面亟待改革的问题：思想解放问题、党内民主问题、党的优良作风传承问题、党风党纪问题，归根到底是要解决党性的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纪混乱、国法废弛、党内不民主现象。党性教育一方面从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开始，依托党的三大优良作风，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使党内政治生活回归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旨;另一方面，从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开始，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并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达成“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党内共识。用唯实标准（实践检验）取代唯上标准（领袖崇拜），在党内开始形成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文化氛围。放眼世界，时值29世纪70年代末的全球“新公共管理运动”，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无论左翼还是右翼达成了空前共识，以改革为手段实现经济、效率和效能的“3E”执政理念和价值目标。诚如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所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3]。通过党性教育，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跟上时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等核心理念，成为党内政治文化弘扬的主旋律。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二条内容，言简意赅，从一般到个别辩证统一，总结了党内政治生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提出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维护党纪、集体领导，又针对个别性问题提出了标准和原则。通过全面展开以此准则为主要内容的党性教育扬弃与重构了党内政治文化诸要素，包括信仰要素、属性要素、组织要素、管理要素等。1980年8月，邓小平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认为整个拨乱反正时期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作为党性教育的重点内容，是改革并完善党的领导的时机和条件成熟的首要前提。自此，党内政治文化呈现出以改革精神为引领的新风尚。

第二个历史时期，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核心内容的党性教育，旨在党内形成共产党人的廉政文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带来了工业、商业文明无比巨大的飞跃，无论是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还是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变。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开展了“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教育。其采取发挥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方式，使党员干部端正党风，达到了一定的预期效果，无疑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内政治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员明确了作为“三个代表”体现者、实践者的身份意识。所谓“代表”，意指集中体现，引领担当之意。先进文化的代表者共同引领、担当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先进性建设，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与时俱进层面上的政治品格，关注从党性教育上和党的建设上建构党内政治文化的方法论，为21世纪的初始阶段部署了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的时代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