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是在晚清以降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建立起来的，其中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对这一学科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催生作用。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广大知识阶层转变就业观念，彻底从学而优则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全身0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术研究的队伍和延续问题，同时它还改变了人们对学术研究的态度，解决了人才和观念等诸多重要问题。其后。高等学府设置文学专业，开设文学课程，文学由此进入大学课堂，从制度层面为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建立提供了保障。尤其是小说和戏曲课程的开设，更能体现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变，这也是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得以成立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古代文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传统：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撰主要是为了满足教学的需要，并随古代文学教学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
[关键词]文学教育 近代大学 现代学术 古代文学 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7-0146-07
中国古代从很早就建立了较为系统、完备的教育制度，目的在传授文化知识。推行并贯彻主流意识，控制、统一思想，培养官方所需要的各类人才及知识分子，并有私学和官学之分，两者在各个历史时期消长的情况有所不同。隋唐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实施和完善，教育的性质和目的逐渐发生变化，到明清时期，教育已蜕变成为国家培养各类官员的主要手段，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至于文化传承、学术研究则变得较为次要，更多地属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即使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性质的研究，也多集中在经史方面，虽然也曾有不少人在文学上下功夫，但将其当作一门严肃的学问，还远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更不用说去研究那些被视为淫词邪说的通俗文学了。而在西方，文学研究早已和历史、哲学等门类的研究一样，成为一门专学，得到社会的认可，同时也得到教育、学术制度的保证。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是在西方学术文化思潮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来的，是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对这一学科的产生起到了积极的催生作用。
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知识阶层的职业化
中国历史演进到清代中后期，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变化，随着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的广泛传播，不少有志之士深切地认识到，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已失去其选拔人才的功能，沦落为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无法适应时代变革的新需要。在此背景下，不断有人对科举制度提出批评，要求改革。如冯桂芬就指出：“谬种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康有为于1898年向光绪皇帝上《请废八股试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指出科举制度种种弊端对国家发展的危害，“请罢废八股试贴楷法取士，复用策论，冀养人才，以为国用”。1903年，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联名上奏，提出“科举之为害，关系尤重，今纵不能骤废，亦当酌量变通，为分科递减之一法”。 (《奏请递减科举折》)改良之外，有人干脆提出废除科举制度，学习西方的考试制度。如严复就提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而已。然则变将何先?日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则庶乎其有鸠耳。”(严复《救亡决论》)当时各地已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但极具功利色彩的科举制度不废除，新式教育就无法吸引优秀的年轻人，无法真正发展起来。1905年9月，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大臣联名上奏，提出：“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拟请宸衷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奏请废科举折》)在此情况下，清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光绪《上谕》)“至此，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总的来看，科举制度的废除对20世纪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影响深远，波及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结合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创建，其中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
首先，科举制度的废除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和人生理想，使学而优则仕的单调人生变得多元而丰富。此前，对广大知识阶层来说，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社会，成为官府一员，这是人生的最好出路。只有在科举无望的情况下，迫于生存压力，才去从事其他行业，比如做幕府师爷、设帐授徒、外出经商等。如果说做官也是一种职业的话，那么这条职业化之路实在是太窄了。对不少人来说，学术研究更多的是公务之余的消遣，是不能利用它来谋生的。即使是那些在学术研究上投入时间、精力较多者，也无法将其作为一种职业。科举制度的废除促使知识阶层真正走向职业化之路，他们的人生从此也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除了做官从政之外，还可以办报刊，可以做大学教授，也可以当作家、当律师，等等。在大学教书并从事学术研究，既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有不菲的收入，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择。这样，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专心进行学术研究，将此作为自己终生从事的事业，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术研究的队伍和延续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在近现代的众多学人中，有不少曾参加过科举考试，比如戏曲研究的两位开创者王国维和吴梅，他们年轻时皆参加过科举考试，但都没有成功。可以想象，如果他们当时得中，由此走向仕途的话，中国只不过多了两名官僚而已，却少了两位开时代学术风气之先的大师级人物。
其次，科举制度的废除改变了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从培养政府官员到培养各类真正的专业人才，从科举的附庸到独立的教育机构，中国教育的性质和目的也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正是基于这种转变，文学研究才有可能作为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人大学课堂，得到教育、学术体制的强力支持。科举制度废除后，各类新式学校才真正发展起来，成为培养各种人才的摇篮。对高等学校来说，它不仅是学术研究的重镇，同时还承担着传承学术文化薪火，培养新一代学人的重任。在新式教育制度下，年轻学子受到正规、系统的学术训练，一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优秀人才涌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废除及其一系列社会文化制度的变革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学术研究的态度，人们不再将其视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将其看作一项严肃、崇高的事业。一些学人愿意将其作为一种终生从事的职业和人生目标，借此可以谋生，可以寄托人生的抱负，这是现代学术得以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它解决了人才和观念等诸多重要问题。
总的来说，科举制度的废除为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扫除了障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二、近代大学的设立与现代学术制度的形成
伴随着时代文化的变革及科举制度的废除，各种新式学校相继创办。这些新式学校与过去的官学、书院在创办目的、管理方式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比如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第一条就
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其第六条也规定：“大学为研究学术之蕴奥。”(《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大学令》)
学校性质、培养目标的改变必然会带来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的变化，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改变，就是文学专业的设置和文学课程的开设，文学得以进人大学课堂，这就从制度层面为古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形成提供了保障。正如陈平原所言：“在20世纪中国学界， ‘文学史’作为一种‘想象’，其确立以及变形，始终与大学教育(包括50年代以前的中学教育)密不可分。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100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这段话指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文学课程的开设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思想认识观念转变的过程。早期开办的新式学堂大多为洋务运动的产物，偏重语言和技术，并不重视人文学科，比如同文馆所开课程有语言、数学、化学、天文等，却没有文学(《光绪二年(1876)公布的八年课程表》)。其他如福建船政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学堂的课程设置也是如此。维新变法之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对文学逐渐重视起来，这种重视可以从学校的教学中看出来。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按照这一章程，文学属于单独的一科，下设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等目。次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对此有所调整，其中文学科下设中国文学门，所开课程有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四库集部提要等。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发布《学务纲要》，提出“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以便读古来经籍”，因为“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各省学堂均不得抛荒此事”。(《学务纲要》)1907年，张之洞上呈《创立存古学堂折》，要求在湖北省创立存古学堂。在他提出的方案中，有开办词章一门，并提出“无论认习何门，皆须兼习词章一门。而词章之中，但专习一种，即为合格，或散文，或骈文，或古诗古赋皆可，兼习者听”。 (《创立存古学堂折》)这些设想后来基本上都得到落实，具体做法是：前三年，“先纵览历朝总集之详博而大雅者，使知历代文章之流别，点阅古人有名总集”，后三年，“讲读研究词章诸名家专集或散体古文或骈体文或古诗古赋”，第七年则“专考古今词章之有益世用”。(《湖北存古学堂各学科分年教法》)其后各地相继创办的存古学堂对词章门的课程安排也大体如此。尽管存古学堂的创立被不少人视为落后、保守之举，而且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其对词章的重视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古代文学的研究。同样，尽管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还没有被接纳进来，但文学由此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大学课程，其影响还是十分深远的。
进人民国后，按照民国政府教育部所制订的大学规程，文学和哲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一样，自成一门，属于文科。在文学门之下，又分八类，其中中国文学类开设课程有文学研究法、词章学、中国文学史等。除言语学类之外，其他各类均开设中国文学史课程。 (《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其后，一些大学改门为系，设立中国文学系。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人大学课程的。
以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最大的北京大学为例。总的来看，北京大学文学门课程的设置基本上是根据当时政府所颁布的课程规程而来的，但又有所调整。仅就与古代文学相关者而言，1917年的中国文学门课程除了中国文学史外，还开设有中国文学。(《1917年文、理、法(商)科课程》)到1918年，文学门通科有《文学概论》(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类)、《中国文学史》，特别讲演则可以以一时期、派别、一人之著作、一书为范围探讨中国古代文学。(《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改定课程一览》)这一时期在北京大学担任文学课程的教授主要有，文：黄季刚、刘师培；诗词：伦明、刘农伯；曲：吴梅；小说：周作人、胡适、刘半农；文学史：朱希祖、刘师培、吴梅、刘叔雅。诗文进人大学课堂，相对来说阻力要小些，而将向来被视为小道、壮夫不为的小说和戏曲搬上大学课堂，这确实是需要勇气的，更能体现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变，这也是古代文学学科得以成立的关键所在。
首先说小说的进入大学课堂。
小说进入北京大学课堂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从维新变法时期起，经过不少先驱者的提倡，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大大提高了，但这种转变还未得到政府教育部门的认可。在当时政府颁布的学校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禁止学生购阅小说。比如《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中明文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谬报逆书。凡非学科内应有之参考书，均不准携带人堂。”这个禁令还真得到过执行。1904年，京师大学堂的学生班长瞿士勋因“携《野叟曝言》一书于自习室谈笑纵览”，结果被监学查出，按规定本“应照章斥退”，后来被宽大处理：“姑念初次犯规，从宽记大过一次，并将班长撤去。”在这种情况下，小说自然难以进人大学课堂，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教习林传甲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排除在外，由此也就不难理解。
进入民国，特别是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之后，事情发生了转机。1917年夏，刘半农受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担任预科一年级(丙班)国文，兼理预科一年级(丁班)国文和三年级(乙班)小说课程。其后，周作人、胡适等人也相继参加进来。根据1917-1918年北京大学“各研究所研究科目及担任教员”，当时小说科的教员共有三人：周启明、胡适之、刘半农。他们采取的是专题讲座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授课。按规定，每月上课两次，于第二、第四周的星期五举行会议，每次须有一人讲演。该研究会从1917年12月14日开始，又于12月28日、1918年1月18日、2月1日、3月29日、4月19日进行了多次。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刘半农的《中国之下等小说》(第五次，刊载于1918年5月至6月《北京大学日刊》)、《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第三次，该文发表于1918年7月15日《太平洋》1卷1期)等都是根据此时的讲演稿而成的。研究会成员除胡适、周作人和刘半农三人外，研究人员只有中文系二年级学生崔文龙和英文系三年级学生袁振英二人，后来又增加了傅斯年、俞平伯等人。
从上述情况来看，北京大学尽管将小说纳入课程，但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教材，也缺少系统、正规的讲授。直到1920年8月，鲁迅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这一情况才发生改变。除北京大学外，鲁迅还在北京的其他高校讲授小说史课程，《中国小说史略》就是他使用的讲义，这是中国人独立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小说史著作，态度严谨，质量精良，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北京大学开设小说课程是20世纪中国小说研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这一研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获得了正当的学术地位，并得到现代学术制度的保证。这一举措使小说研究进入自觉状态，
培养了后备人才。保证了学术研究的可持续性，对后来的小说研究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从此，开始有学者将包括古代小说研究在内的通俗文学研究作为终身从事的职业。小说研究成为中国各个大学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并一直延续至今，高等学府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重要阵地。
再说戏曲的进人大学课堂。
戏曲与小说一样，之所以能走进大学课堂，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观念和体制转变的结果。虽然早就有人提议让戏曲进入课堂，但其本意不在学术探讨本身，而是看重戏曲的教化功能，而且也仅仅建议而已。戏曲真正作为一门学问进入大学课堂，有一个曲折渐进的过程。
晚清时期在政府所制订、颁布的大学课程体系中，虽然已经有中国文学，但并不包括戏曲、小说，而且还明令禁止学生阅读小说。戏曲自然也在禁止之列。事情发生转机是在进入民国之后。1915年教育部成立通俗研究会，下设戏曲股，其所掌事项如下：(一)关于新旧戏曲之调查及排演之改良事项；(二)关于市售词曲唱本之调查及搜集事项；(三)关于戏曲及评书等之审核事项；(四)关于研究戏曲书籍之撰译事项；(五)关于活动影片、幻灯影片、留声机之调查事项。(教育部《通俗研究会章程》，1915年7月)这一研究会具有半官方性质，它体现了政府部门对戏曲这一文学样式的重视。此前的明清时期，朝廷虽然也设置有升平署等戏曲管理机构，但主要是为皇帝享受服务的。通俗研究会的性质则明显不同，它是人们戏曲观念转变的结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戏曲进人大学课程才成为可能。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展开和北京大学课程制度的改革是戏曲正式进入大学课堂的良好契机。1918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调整课程设置，其中文学门的特别讲演规定：“以一时期为范围者，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魏晋六朝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宋以后小说、意大利文艺复古时代文学、法国十八世纪文学、德国风潮时期文学等是。”“元曲”成为讲演的重要内容。这种转变与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和文科教务长的陈独秀等人的积极推动有关，他们掌管着课程设置和选聘教师的权力。两人在当时都很重视和关注戏曲的发展。早在1905年，陈独秀就以“三爱”的名字发表《论戏曲》一文，提出要提高戏曲及演员的地位，并提出戏曲改良的具体意见。蔡元培则对西方美学作过专门的研究，一直将戏曲作为美育的一部分。1916年5月，他在法国华工学校师资班上课时，就将戏剧作为专节，认为戏剧“集各种美术之长，使观者心领神会，油然与之同化”。 (蔡元培《华工学校讲义》)1919年6月，他在为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所拟的章程中，也将戏曲作为该会研究的重要内容。 (蔡元培《为北大乐理研究会所拟章程》)
1917年秋，著名曲家吴梅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词曲。据1917-1918年各研究所科目及担任教员表，曲一科由吴瞿安担任。据一位听过此课的学生描述，当时的情景是：“其时白话之风潮未起，吾辈学生所欣赏者无非九经三史也，忽闻讲堂之上，公然唱曲，则相视而笑尔。……初不料数年之后，《水浒》、《红楼》、《儒林外史》，且俱作国文课本，而当时懒听词曲之为不识时务者也。”但此事引起了上海一家报纸的批评，认为元曲系亡国之音。不宜在大学讲授。为此陈独秀反驳道：“不知欧美日本各大学，莫不有戏曲科目。若谓元曲为亡国之音，则周秦诸子、汉唐诗文，无一有研究价值矣。”㈣蔡元培也作了辩解：“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职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闻吾校有近世文学一科，兼制宋、元以后之小说曲本，则以为排斥旧文学，而不知周、秦、两汉文学、唐宋文学，其讲座固在也。”由此可见，当时将小说、戏曲引进大学课堂是需要学术勇气的，会招致非议，这也说明了蔡元培等人思想观念的开明和宽容，他们将小说、戏曲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偏废一方。
其后，吴梅相继在南京东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高等学府讲授戏曲课程20多年，培养了一批有志于研究戏曲的年轻才俊，这些人如任半塘、钱南扬、卢前、王季思等日后成为戏曲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继续在各大学任教，培养了更多的戏曲研究人才，其中不少弟子成为今日戏曲研究队伍的主力。正如郑振铎所讲：“他教了二十五年的书，把一生的精力全都用在教书上面。他所教的东西乃是前人所不曾注意到的。他专心一致地教词、教曲，而于曲尤为前无古人后鲜来者。他的门生弟子满天下。现在在各大学教词曲的人。有许多都是受过他的熏陶的。”
受北京大学的影响，戏曲研究作为一种常设科目进入大学课堂，不断积累而形成学术传统，并培养专门的戏曲研究人才，这是戏曲研究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学术机制，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学学术机制的保障，戏曲研究就不会发展到今天这样兴盛的局面。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是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对北京大学性质和宗旨的确认，经过他的锐意改革，苦心经营，北京大学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重镇，对其他学校形成示范效应。其后，不仅是大学，不少中学也开设了文学课程。
三、文学类课程的开设与文学史著作的撰写
在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同时。相关教材的编写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文学类课程教材的编写问题一直受到官方、学校及教师等各方面的高度重视。190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编书处，专门负责各类教材的编写和刊布。稍后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对文学课程教材的编写还做出了这样的具体规定：“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此前有关文学的著述虽然也不算少，但大多为个人的独立写作，并不适合初学的年轻学子。在此背景下，向较为领先的邻国日本借径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大学开设文学类课程是中国文学史编撰的一个起点，这对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撰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传统，那就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编撰主要是为了满足课堂教学的需要，并随古代文学教学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20世纪中国文学史著作编撰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这种状况直到目前仍在延续。
在早期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以林传甲和黄人的两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比较大。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其在京师大学堂讲授中国文学课程的讲义，全书分16篇，基本上按照当时官方所颁布的学堂章程而写，并参考了日本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内容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群经、诸子、史传、散文、骈文等。全书篇幅较小，只有七万多字。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是其在东吴大学讲授中国文学课程的讲义。其篇幅比林传甲的同类著作要大许多，共有170多万字，这主要是因为作者在其讲义中摘录了大量的作品文字。
林、黄二人的文学史著作颇为不同，这主要表现在，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将小说、戏曲、制艺等都纳入到文学史的叙述中。比林传甲的文学观念显然更为开明、宽容。这种差异曾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兴趣，相关探讨文章也有一些。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固然与当时的教育制度有关，也与两位作者的人
生经历、思想观念不同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研究者注意到当时教育管理制度对小说的禁止，以此为林传甲作辩解，却忽视了黄人同样也是大学教习，他却没有遵守这一制度。
除林传甲、黄人两人的著述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所编撰的文学史著作尚有如下一些：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1906年刊行)、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1916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刊行)、钱基厚的《中国文学史纲》(1917年刊行)。这些著作几乎全都是讲义，是为中国文学课程的教学需要而撰写的。以《中国文学史要略》为例，该书是作者“于民国五年为北京大学校所编之讲义”，“为学生之参考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大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
文学类课程的开设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但促使不少研究者配合课堂教学进行文学史著作的撰写，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研究的思路及表述方式。
此前的文学研究著述尽管从学术层面来看，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在内容的系统完整性和表述方式上，它们未必适合新的教学需要，担任教师的学者们必须顺应新的教育、学术制度来进行学术研究，撰写新的教材讲义和研究著作。对那些承担文学课程的教师们来说，这也意味着他们治学方式乃至人生态度的重要转变。可以这么说，新的大学教育制度在培养新人的同时，也在改造那些在1日的教育、学术机制下成长的旧人。
以吴梅为例。进入北京大学讲授戏曲，对吴梅本人来说，既是一个为戏曲正名的机会，同样也是一次人生的转机，他由此完成了从传统文人到现代学者的身份转变。在现代教育、学术制度的影响下，其治学方式发生了一系列较为明显的变化。在此之前，其著作如《奢摩他室曲话》、《奢摩他室曲旨》等，在内容和表述方式上，与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等一样，属于古代的曲话体，即多以札记的形式出之，内容庞杂，写作较为自由、随意，缺少系统性。在北京大学五年任教期间，他编写了多部曲学著作，其中一类是个人的专著，如《词余讲义》(即《曲学通论》)；一类是对曲学文献的整理，如编选《曲选》、《古今名剧选》、校勘《曲品》等。这些著述与当时北京大学其他教授的学术著作一样，都是为配合教学而撰写的。曲学方面的著述之外，吴梅还编写过一部《中国文学史》讲义。该讲义以前人们知之甚少，2004年春陈平原在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里见到，并撰文披露，后影印出版。如果不是为了教学的需要，而纯粹出于个人兴趣的话，吴梅是不会撰写这种形式的著作的，即使写了，其结构框架及表述方式也会与这本《中国文学史》讲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离开北京大学后，吴梅仍在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为了配合教学，吴梅又相继撰写了《元杂剧ABC》、《中国戏曲概论》等论著。以往论者多注意他身上旧的一面，而忽视其新的变化。其实这种情况不光是吴梅一人，当时有不少大学教授也在进行着这种转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正式形成，得到教育及学术制度的有力保障，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各类文学史著作纷纷出版，数量众多，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数量最多的一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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