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之类的文字，那都是长街的胎记。临街的店铺松木门板开开闭闭，面水的阁楼飘飘摇摇。街上还有刷着绿漆的邮政代办点、台布严重缺损的台球桌、午夜闪着红绿灯光的游戏厅以及其他。那时，少年的我们夜晚睡在阁楼上，听不远处江水哗哗流动，让水声流进我们的睡眠；白天就站在阁楼上，眺望对岸的城市，抑或春风舞动的日子。
十多年前，就在这种半明半暗的背景中，娟儿出场了，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建国和为民。这三个少年就住在长街后的菜地深处，他们是菜农的儿女，一直被我忽略着。他们似乎是在一夜之间长出来的，让我在那年夏天猝不及防。在我的印象中，以前的娟儿只是个脸上长着雀斑的不起眼的女孩。一些傍晚，我穿过街巷走向一望无垠的油菜地或青菜地，往往会与一只黑狗迎面相遇，它从泥土路上蹿出，对我气訇訇地狂吠。我怎会怕它？再往前走，一些绿油油的植物便一垄垄地舒展开来。偶尔，我会看见一对父女穿行在菜地里：那个穿着旧军装的男人背着农药喷洒筒，左手不停地挤压曲杆，右手举着喷头将雾状的药水喷向瓜果蔬菜。他的身后，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蹦蹦跳跳着。男人不时地回头呵斥：娟儿，离远点！农药有毒呢！女孩闻声停住脚，仰起营养不良的脸咯咯地笑，脸上的雀斑飞过一群蝴蝶——她就是娟儿。至于建国和为民这两个男伢我就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他俩在放学的路上常常围着娟儿打打闹闹。没想到他们竟然抽芽吐青，以十五岁少年的姿态走进长街，走进了我少年的视野。
娟儿们是跳着张狂的舞而来的。
当年，荷叶洲家家户户浸润在江水声中，浸润在咿咿呀呀的黄梅戏里，跳舞尚属于新生事物——那是镇中学年轻的老师们带来的。镇中学就在粮站后的洼地里，是个呈豁嘴“口”字形的三层水泥楼，那在洲上满是阁楼的破旧建筑群中显得鹤立鸡群。学校每年都会分来几个教师，又有教师调走，就像栖栖落落的水鸟。那年，好几个男性师范生分来，他们高矮胖瘦不等，唯一相同的是都对好看的女生很友好。他们分配到人生地不熟的洲上，显得骄傲而又孤零零的，但很快就鼓噪起一片火热。他们以校团委的名义，把学校前那个早已废弃的粮站仓库拉上彩带，安上灯泡，并积极与镇上幼儿园、地毯厂的姑娘们联谊。于是，每每周末之夜，那台为我们播放过千万遍广播体操的录音机就会在粮仓里响起，年轻的老师就会拥抱住街上美丽的姐姐们磕磕绊绊跳起交谊舞来，让粮仓蓄起一股股骚动的江水。我们比老师们还兴奋，爬上窗台挤向门前，把粮仓团团包围，向里面探看，发出怪叫和怪笑。渐渐，我们看到，就在那些成双成对的拥舞中，有一个身材不高的平头老师从不与姐姐们共舞，总是一个人自己跳自己的。他耸肩撅臀，忽如机器人摇摆，忽如电击似的颤抖，忽蹲身玩起类似于托马斯全旋的体操，动作怪异、夸张，但好看。后来我们才得知平头老师跳的是曾流行于八十年代后期的霹雳舞。那平头老师就是娟儿、建国和为民的英语老师，这是娟儿们的幸运。更为幸运的是，在平头老师调走之前，娟儿们竟然悄悄学会了霹雳舞。
于是，长街的黄昏，三个少年舞者来到后街，在干涸的水池上摆起一个手提式录音机，像当年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先辈一样扎起绑腿，在青石板上跳了起来。建国和为民是一对高矮相映的家伙，他俩舞姿笨拙：高个的建国作拉绳状，头部向上钻动，恍若在攀绳而上；矮个的为民提肩下蹲，将全身关节松弛，恍若木偶般踢踏着。娟儿忽如云中漫步，忽如风摆杨柳，她柔软的身子里像是注满了江水，流动着一股令人神往的波浪。于是，后街上人越聚越多，少年的我们忍不住前来围观，艳羡、气忿而又欲罢不能。建国、为民那俩小子让长街少年嫉恨得吐血，我们很想把他俩揪下来，换成自个儿上场。可是，那种舞跳了一场又一场，却没有哪个长街少年上前砸过场子。那种舞太好看了，娟儿太好看了，让我们自惭形秽，不敢轻举妄动，就连那个曾把生物老师命根子踢伤的何三都咬着牙躲在一角，一如磨牙的小老鼠。我们悄悄围来，静静观看，又目送娟儿们骄傲而去。我们只能在梦中，用拳头赶走建国、为民，独自倾听娟儿体内美妙的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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