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古代思想家普遍的人格特征，他们的所思来自所行，所行表现了所思，故称之为圣贤。墨子“非攻”“死不旋踵”为各国之间的和平而奔走。狄欧根尼“犬儒”，住在木桶里，要求亚历山大大帝“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老子、庄子和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释迦牟尼，等，均如是。不过，从近代以来，尤其是有了职业哲学家之后，思想可以作为谋生的手段，知与行就逐渐分离。正如克尔凯郭尔在19世纪末所感知的：“知行合一，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何等稀罕的事啊。”而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却卓尔特立，其人格光彩首先来自“知行合一”。
他于1918年在战俘营中写毕《逻辑哲学论》一书后，认为所有的哲学问题已经解决，没有必要再从事哲学研究。他在序中自信地称：“在这里所阐述的真理，在我看来是不可反驳的，并且是确定的。因此我认为(哲学)问题基本上已经最后解决了。”因此，一战结束，他参加了一个教师训练班，获得证书后，去了奥地利偏僻的山区特拉腾巴赫，担任当地的小学教师。不过，看来他的小学教师职业并不怎么成功，于是又去修道院做园丁。有意思的是，10年后，他却认为《逻辑哲学论》一书表述的思想观点是错误的，远没有解决他当时认为已经解决了的哲学问题。于是，他回到英国剑桥，任研究员和教授，再次探讨哲学。经过二十余年的艰苦劳动，认为思想已经成熟，才计划出版他的第二本书《哲学研究》，实际上此书在他去世两年后才得以出版。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是奥地利工业巨头，家庭非常富裕，但他认为多余的钱财会使人堕落，因此他将父亲给他的巨额遗产全部捐赠，自己则一直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1919年，他准备与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哲学家罗素在海牙会面，讨论他的《逻辑哲学论》，可是他却没有路费，又不愿意接受馈赠，罗素只好把维特根斯坦留在剑桥的家具变卖后将钱给他寄去。上世纪30年代后，他在剑桥大学任教授，他的学生诺尔曼·马尔康姆回忆说：“(他在剑桥的住所)陈设非常简朴，房里没有安乐椅和台灯，……起居室里有两把帆布椅和一把普通的木椅，卧室里有一张帆布床。一个老式的取暖铁炉放在起居室的中间。……有一个放置手稿的铁保险柜，一张他在上面写字的方桌。”因为他常常在家里上课，来听课的人，无论是学生，还是剑桥的教授同事，都必须自己带椅子来。1947年他退休后，患了癌症，经济上有一定困难，但当他得知“洛克菲勒基金会”准备给他一笔研究费时，他却回答道：“想到能够在我喜欢的地方生活，不必成为别人的负担和累赘，……这对于我当然是愉快的事情……但是我不能从洛克菲勒基金会接受经费……因为我日益衰老，我的思想明显地变得没有力量……不能以虚假的理由去接受一笔经费。”
他对己对人都真诚到严厉。《逻辑哲学论》作为一部深刻的、高度原创的哲学经典，出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当时除了寥寥数人认为他是天才外，他根本不为世人所知，没有学位，没有职称，没有名气，而且，当时也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他的书。罗素既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的朋友，在当时名气如日中天。为了帮助他出版此书，罗素给此书写了一篇长导言，并推荐给出版社，可是维特根斯坦认为罗素误解或者是不能理解他的思想，为此甚至准备放弃出版。大伦理学家摩尔也是他的师友，是他在剑桥同事中非常少的能被他所敬重的人，也正是由于摩尔的大力推荐，他才能“走过场”式地获得博士学位，并接替摩尔担任“讲座教授”。摩尔退休后，健康状况不佳，摩尔夫人严格执行医嘱，不让摩尔同任何人进行超过一个半小时的哲学讨论。维特根斯坦对此非常生气，他认为，既然摩尔热爱真理，在讨论得出有效结果前就中断讨论是不应当的，甚至认为如果摩尔在讨论中中风而死，正是死得其所，就如战士死在战场上。同样，在他感到自己才智已经枯竭，难以进行哲学研究时，也严肃地思考过自己是否还应当继续活下去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特立独行，从哲学、哲学史的角度来看，他最独特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两种相互差异甚大甚至观点对立的哲学思想。大哲学家的思想发展的过程多有变化，但是像他这样，用两本书开创了两个重要的哲学流派的，实为仅见。通过《逻辑哲学论》，他影响了石里克、魏其曼和卡尔纳普。石里克等人则创立了“逻辑实证主义”这一20世纪重要的哲学流派。当卡尔纳普等人移居美国时，与美国本土哲学“实用主义”相结合后，风靡一时，影响至今。《逻辑哲学论》无论是思想和语言形式都极为奇特。全书两万多字，提出了7个命题。在7个命题下进一步论证了相应的子命题，以及子命题的子命题，并以1、1.1、1.11……2、2.01、2.012等符号来标示。这本书有两个重要的思想，其一是将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分为“可说”与“不可说”两大类，这既是为语言确定了限度，也是为思想确定了界限。他认为“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如没能说清楚，那么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是能够解决的。其次，也是此书的第七个命题，只有一句话“对不可说的，就应保持沉默”。这或许是20世纪以来被引用得最多的一句哲学名言。他与海德格尔一起，促使20世纪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为哲学拓开一条新的路径和创造了一个新的天地。有意思的是，从他俩的书中，却看不出有什么相互影响，虽然他们都是德语作家。
在这本书中，另一个最有价值的思想，是关于逻辑问题，尤其是关于命题的真值函项的论述。这是罗素尤为心仪的思想，他多次赞扬，并认为这是他创立的“逻辑原子主义”的思想基础之一。维特根斯坦的探讨，极大地推动了当代逻辑学的发展。他与罗素、弗雷格开创了逻辑学的新时代，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之后，这是西方逻辑学的最重要的发展。
他的第二本书《哲学研究》，则开创了“语言分析哲学”流派。迄今为止，这一派哲学家仍是英美大学哲学系的主流，至少在美国的大学哲学系，不懂“语言分析哲学”，就不足以言哲学。在此书中，他提出的关于“语言游戏”、关于“家族相似”等思想，都已经成了当代哲学核心命题和经典论述。
作为大哲学家，尤其是当代哲学家，他的著述之少也是绝无仅有的：生前只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逻辑哲学论》，另一本是为小学生编的词典；只发表过一篇论文——《关于逻辑形式的几点看法》，还只登载在“增刊”上。他的思想的传播和影响，主要是通过听他课的学生以及他参加发言的一些哲学讨论会。他去世后出版的书，包括《哲学研究》，是由他的朋友和学生根据他的手稿、讲课记录以及平时口头论述而编定。而另一本也非常著名的《蓝皮书和棕皮书》，则直接是由8个学生的课堂笔记综合整理而成。
他讲课和听他的课，对他，对学生，都是一种艰苦的工作。他讲课，并不是要传授已有的思想，而是每次都是—场哲学搏斗，一种新的思想性历险，一种创造性的研究。讲课前，他用几分钟大致整理一下思路，不用讲义，也不使用已有的笔记。在课堂上，他表情严肃，全神贯注甚至“眼神常常很凶狠”，教室里经常出现长时间冷场；他盯着听众，强迫他们与他一起前进，如有人表现得不好，他甚至会有粗暴的言行，哪怕此人是他的同事，是剑桥大学的教授。他经常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忘记了世界，课堂上只有他偶尔的喃喃声和大家的无声注视，没有人敢发出声音。他还经常怀疑自己能否坚持下去，自言自语“今天我确实太笨了”“我是一个傻瓜”。每次讲课两小时，他都筋疲力尽，这源自他对真理的热爱和对工作的诚实。要听他的课不容易，参加听课，必须经过他的同意，名额有限，而且经常不能听懂，只能努力将他说的每一句话记下来。但是，包括摩尔这些大师在内，都不愿意错过任何一次听他课的机会。
他终身从事的工作是高度抽象的，他建构了一个特殊的世界，只有少数人能进入这个世界，而且，很可能也不能真正理解。杰出者如罗素，就宣称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他无法理解。不过，维特根斯坦也似乎想从这个形而上的世界中退出来，甚至，他曾经打算去前苏联当一名产业工人。他劝他最信赖的学生之一诺尔曼·马尔康姆放弃成为哲学教师，改行去农场或牧场做体力工作。当诺尔曼·马尔康姆准备回美国时，维特根斯坦对他说：“做什么都行，我希望你别娶一个女哲学家。”在剑桥、牛津这些出怪人的地方，维特根斯坦被认为是怪人中的怪人，其实他是高度真诚地对待人和事，不加任何掩饰的知行合一。
他不但是一个哲学天才，而且多才多艺。干任何他愿意干的工作，都全心投入，做出成绩。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做研究生，研究航空学，设计了一个当时非常先进的喷气反冲发动机和推进器。他为他的姐姐设计建造的住宅，现在仍是维也纳标志性建筑。冯·赖特称：“它的美与《逻辑哲学论》的文句所具有的那种朴素、文静的美是相同的。”二战中，他认为自己作为英国公民(德国吞并奥地利时，他选择了英国国籍)不应该旁观，由于年龄的原因不能参战，就去了伦敦盖伊医院当看门人，并不认为这对于一个剑桥大学的著名教授有什么不妥。后来到圣维多利亚医院当实验员，直到战争结束。在这种普通的工作中，他随口谈出的关于医学的见解，令用他为助手的医生都不胜惊讶。在这期间他发明了一些医学技术和仪器，如一项简单估计负伤面积的技术，被实践证明对帮助治疗外伤非常有效。
他对人的最高评价是：他是一个人!而他在1951年进入弥留状态时，对身边的看护者叹息道：“告诉他们，我度过了极为美好的一生！”
（摘自《世界文化》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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