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期周总理亲自领导和指挥甘肃的抗灾救灾工作，已过去30多年了。现在，根据我当年参加抗灾救灾工作的经历和保存的相关资料，将周总理当年指导甘肃抗灾救灾的情况忆述如下。
周总理派工作组来甘救苦救难援
甘肃是个干旱多灾的穷地方，正因为如此，周总理对甘肃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特别关心。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总理在处境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以惊人的毅力，高超的领导艺术，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抓革命，促生产”，尽可能减少国民经济的损失，使甘肃和全国人民的吃、穿、用都基本得以保证。
1972年、1973年，甘肃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特别是1973年，灾情非常严重，这是甘肃连续几年受灾的继续与发展，受灾面积、受灾人口与灾害的严重程度为几十年所罕见，而且还有洪涝灾害、雹灾、风灾、冻灾、虫灾等各种灾害。全省1973年粮田播种面积4133万亩，受灾面积2630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63.6％。其中旱灾1650万亩，洪灾126万亩，雹灾391万亩，冻灾1927／亩，虫灾59万亩，其他灾害212万亩。成灾面积2283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55.2％。其中成灾三成至五成的558万亩，六成至七成的803万亩，八成以上的599万亩，绝收的323万亩。全省农业人口1438万人(不包括三个牧区县、旗)，受灾人口8037441人，占农业总人口的55.9％。受灾生产队42059个，占全省生产队总数的52.1％。1973年全省粮食总产78亿斤，比1972年减产7.6亿斤。减产严重的主要是定西、天水、平凉、庆阳4个地区。
1972年7月，宋平同志经党中央批准担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面对这样严重的灾情，他上任后的头等大事就是防灾抗灾、生产自救。他到任后立即赴陇东和甘肃中部地区进行调查。调查显示，灾情比原来预料的要严重得多。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5月26日，周总理来到西北组听取讨论。宋平实事求是地向周总理汇报了甘肃的受灾情况。周总理对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生产困难的情况非常重视。5月29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讲话中专门讲了甘肃的情况，他说：“我听了甘肃中部地区群众生活困难的情况，心里很难过，很不安。解放20多年了……那里的群众生活还这样困难，我作为国务院的总理……对不起那里的人民!”他还说： “我们一定要帮助那里的人民，把那里的穷困面貌改变过来，争取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尽快把甘肃的农业搞上去。”
会后，周总理立即派8个部委、12位司局长参加的有近百人的国务院工作组，由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和商业部副部长刘忍、水利部副部长王英先带队，驰赴兰州，和甘肃当地的同志一起，深入甘肃中部地区18个受旱县和陇东、临夏地区抗灾第一线，对群众的生活、生产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旱救灾工作。为了做好接待工作，省委研究决定，由宋平和省委常委茅林、申效曾三同志组成接待组，宋平任组长。随后，兵分三路，分赴定西、临夏、陇东进行调查与救灾工作。
宋平陪同罗玉川到了干旱、困难出了名的定西地区。当时，甘肃省各部委办厅局都抽人和国务院工作组一起抗旱救灾。那时我刚从省革委会北湾“五七”干校回到轻工业厅，还没有正式分配工作。省轻工业厅也抽人组成一个小组，由副厅长雷祥任组长，叫我也参加，在宋平领导下赴定西做调研与救灾工作。定西是我过去参加土改的地方，情况比较熟悉，很愿意前往，于是加入到抗灾救灾的行列。
国务院工作组一到定西，宋平就开会传达了周总理对甘肃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指示，表示甘肃一定能够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走出困境。宋平还代表省委与定西地县领导及省里参加工作组的同志“约法三章”。他说：“现在，我们是救灾来了，群众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我们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所以我们绝不能搞特殊化，不搞迎送那一套，更不能大吃大喝，在地、县住招待所，一律吃四菜一汤，下去后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实话实说，不许说假话、空话；对揭不开锅的没粮户，要及时想办法解决，开展生产自救。”
定西地委在欢迎工作组吃饭的时候，我随雷祥参加了，定西地委书记王化宇同志(后曾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和地委其他领导同志作陪。王化宇说： “感谢周总理的关怀，欢迎大家帮助我们做救灾工作。我们定西是个穷地方，按照宋书记的指示，吃顿便饭，四菜一汤，菜都是定西一带产的。”可是，桌上并不是四菜一汤，而是两大盘菜、一个汤，宋平一看就笑了，说：“好嘛，这是化宇同志别出心裁，大家都吃吧!”他看到桌上还有一瓶酒，立刻告诉王化宇：“酒不能喝，下去救灾喝什么酒!”他拿起酒瓶问主化宇：“这是山西的汾酒，是定西产的吗?”王化宇马上说：“按宋书记的意见办，不喝酒。”叫人把酒收了回去。这件事虽小，但很有教育意义，给我留下很深印象。
在调查救灾期间，宋平和罗玉川同志曾多次到各工作小组检查工作进展情况，他们走到哪里，就把周总理对甘肃人民的关怀送到哪里，让广大干部群众知道，周总理和甘肃人民永远是心连心的。回到兰州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我们小组《关于群众生活、生产困难情况的调查报告》，同时还写了一份《关于甘肃省轻手工业情况的调查报告》，一并呈交宋平，后经国务院工作组修改，将轻手工业情况作为工作组赴甘肃抗灾救灾的7个调查报告之一上报党中央、国务院。每次报送材料，我们都诚挚地祝愿：要赶决把调查的情况送到北京，让周总理知道，大家都在盼望着周总理救灾的指令和救灾物资尽早送到甘肃。
三封特急电报飞驰西花厅
在甘肃这场抗灾救灾中，国务院工作组和甘肃省委、省革委会先后给周总理发去三封特急电报，每封电报都牵动着周总理的心。事后宋平同志曾告诉我们：“周总理再忙、困难再多也没有忘记甘肃的灾情。甘肃省委、省革委会和中央工作组的报告、电报及书信，总理都要亲自看、亲自批示、亲自处理，而且常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救灾就是抢救人命，人命关天的事，丝毫马虎不得。”
1973年6月20日，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带领国务院工作组到达兰州，6月28日就给周总理和李先念等领导同志发去一封特急电报。电报说：
我们到兰州后，立即同省委书记宋平同志等到定西地区通渭县了解干旱、雹灾和群众生产、生活问题。通渭连年大旱，今年又遭受两次严重雹灾，一次是5月27日，一次是6月12日。这两次雹灾时间早、面积广、来势猛，历史上实属罕见，树叶、禾苗被打光。夏粮作物受灾面积42万亩，成灾35万亩，有147)-亩需要翻种。毁小塘坝28处，死亡社员3人，损失牛、羊、猪200多头(只)。群众情绪受到严重打击，生产、生活、
籽种都有困难。
中部干旱山区，几乎年年有冰雹。今年最为严重，冰雹区宽达40多里，长数百里。这里开展防雹斗争的办法是：当地驻军与民兵配合，用高炮与土炮轰击成雹云层，有一定效果。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请把防雹所需物资、经费列入专项计划。‘
通渭县连年干旱，粮食产量低、家底薄，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今年口粮不足290斤，每天不到8两，这样的生产队占68％，吃回销粮的生产队占83％。有相当一部分社员无钱买粮，在卖掉猪、羊、鸡后，又变卖家具；有些社员砍树卖柴，有的拆房卖瓦；无物可卖的就卖布票等。全县有2322A人外流讨要，全家一起外走的94户。有些社员炕上无被，有的连一张破席也没有，真是“一贫如洗”。看了后，心情沉重，感到责任重大。
对上述迫急问题，我们提出了解决的意见，并经省委同意决定：群众已断炊的，提前供下月的回销粮；无钱买粮的，增拨一批救济款，以稳定社员情绪，开展生产自救。至于全面解决群众生产、生活问题，容当再报。
9月7日，由宋平签发，第二封特急电报直接电告党中央和国务院。这封电报主要是请中央尽快调入救灾粮款。电报说：
我省今年农业生产受灾严重，成灾面积达1900多万亩，占粮田面积的40％以上。往年多是一季受灾，今年是夏秋两季受灾。危害严重的主要是旱灾，而且大部分地区是继去年伏、秋旱之后又发生冬、春大旱。去冬、今春雨雪偏少，入夏后旱情继续发展，到8月中旬以前滴雨未下，有的地方旱情持续两三个月之久。雹灾、洪灾也是历史上少见的，今年4月至8月，全省先后发生大面积的雹灾达18次之多，50多个县的600多万亩农作物遭到袭击。此外，春霜冻、干热风、病虫害等也频繁发生。
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对“农业学大寨”和改变生产基本条件的工作抓得不紧，防灾、抗灾能力很低。所以一遏自然灾害，粮食就大幅度减产。重要的产粮作物区庆阳、平凉地区减产四成以上，中部干旱地区在去年减产的基础上又减产三成以上，环县、会宁、靖远、榆中等13个县的320多万亩粮田，夏、秋都没有什么收成，全省预计总产仅达75亿斤左右。
电报强调说：由于灾隋严重，农村缺粮面宽量大，据各县要求，从1973年10月到1974年接上新粮，农村回销粮需要10.08亿斤。甘肃省委认为各县提的数字有些偏大，可以适当压缩。但1973年10月至1974年3月最少需要4亿斤；1974年4月到接上新粮，需再调入4亿斤。
1974年，甘肃灾情继续发展，人口大量外流，宋平于2月24日再次签发省革委会给国务院《关于我省灾区生活安排和粮食调拨问题的请示报告》的特急电报。电报说：
去年我省农业遭灾严重。在中央、国务院的关怀支持下，开展生产自救，使大部分社员生活得到了安排。但仍有一部分社员生活有很大困难，每人每天至今吃不到8两粮，因此，继续发生人口外流。据初步计算，去年的回销粮指标尚差2000万斤左右。
现在的突出问题是：从今年4月到接上新粮这段时间农村群众的生活安排还有问题。据平凉、庆阳、定西、天水、兰州、武都、武威等地区调查落实，有3.5万多个生产队、600多万人缺少口粮，需要国家回销4.8亿多斤。为此，我们除了大力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自救外，请求中央在第二季度先按4亿斤粮食安排我省调入。由于灾区粮食库存不足，务请于3月份前批准调入1亿到2亿斤，以便先作为庆阳、平凉等交通不便地区的群众生活安排。
与此同时，国务院工作组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先后向党中央、国务院写了一些专题报告：(1)关于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18个县群众生活和当前生产问题的报告；(2)关于甘肃省中部干旱地区18个县今后两年半改变农业生产面貌问题的报告；(3)关于18个干旱县水利情况的调查报告；(4)关于甘肃省轻手工业状况的调查报告；(5)关于甘肃省处理平叛斗争遗留问题的调查报告；(6)关于甘肃省河西地区发展农业生产的调查报告；(7)甘肃省河西走廊水源丰富为什么还反映水不够用?
三封特急电报和国务院工作组的7份调查报告，都引起了周总理的极大关注。他认为“救灾就是抢救人命”，第一位的工作就是救人。所以每次接到电报周总理都亲自批示给国务院有关部门认真办理，妥善安排，立即行动；对每个重大问题，他都亲自过问，提出解决办法，予以具体落实；每次会上决定要办的事，他都亲自检查督促，坚持快办、办好，雷厉风行，一抓到底。特别是周总理看了三次特急电报后，经他亲自批示，开始给甘肃紧急调拨粮食和救灾物资。其中第一批主要有：救济款5650.5万元，救济粮12977万斤，汽车130辆，还有棉衣、棉被等救济物资。宋平曾满怀感激之情地告诉我们：“关于救灾工作轻重缓急的安排、救灾粮款的筹集、火车汽车的运输，都是周总理商同有关部门进行的。他指令有关部门： ‘在工作安排上，都要给灾区人民让路，都要把灾区人民的急需放在第一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和干扰对灾区人民生活的安排和救灾物资的运输。所以救灾钱粮物资才到位这样快。～’我们听后十分感动。有位在农村工作多年的老同志热泪满面地说： “周总理的关怀和中央工作组的努力集中到一点：保证了我省在几十年不遇的大灾面前，没有再现民国十八年的特大灾荒和三年困难时期的悲惨境地。周总理的恩情我们祖祖辈辈都不能忘记!”甘肃受灾地区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周总理的恩情和亲切关怀，他们说： “周总理真正是‘人民的好总理’啊!他给我们送来的是救命款、救命粮，救命之恩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再派工作组调查灾区人民生安排落实情况
1974年，甘肃灾情继续发展，周总理非常重视，放心不下。这时他已身患重病，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关注甘肃救灾这件事，委托华国锋副总理指示商业部、财政部再次到甘肃调查灾区群众生活安排落实的情况。工作组于3月29日至4月18日到受灾严重的定西、天水、平凉、庆阳4个地区的会宁、通渭、秦安、天水、庄浪、静宁、平凉、华池、庆阳等9个县了解灾区生活安排情况，听取各级党委的汇报，并在这9个县的16个公社、21个大队、24个生产队访问了114户贫下中农的生活情况。4月23日，工作组向周总理和国务院写了《关于在甘肃了解灾区群众生活安排情况的报告》。报告详细叙述了甘肃的灾情在继续发展，群众生活仍然十分困难，急需继续安排救济。报告指出：
甘肃省1973年由于许多地区连续几年受灾，而且灾大面广，尽管采取了一些生产自救的措施，但困难仍然很大，主要问题是：粮、款指标不够，普遍的缺粮、缺钱。1974年全省粮食销售计划数为17.8亿斤，其中农村销售6.7亿斤。各地区从4月到接上新粮上报要求解决回销粮食为4.98亿斤，其中口粮4.72亿斤。但商业部安排的二季度调粮计划为3亿斤，省上根据这个数字于2月份给各地区下达了2.8亿斤的返销粮指标。各地区普遍反映指标与实际需要相差太远，经过反复调查摸底认真核实以后，尚需4.083亿斤，其中口粮3.9154亿斤。
不仅粮食销售指标不够，就是供应了返销粮，由于社员现金收入太少，也无钱买粮。不少地区社员劳动日的工分值只有1角左右；最低的只有1分钱。根据各地典型调查。无钱买粮需要救济的农户占总户数的70％到90％。今年一季度，全省对农村的返销口粮1.787亿斤，省里拨救济款300万元，加上各地、县上年结余的救济款，共开支465万元，占返销粮价款的26％；发放口粮贷款339万元，其中信用社贷款147万元，占返销粮价款的19％。以上两项共开支804万元，占返销粮价款的44％。
在深入调查了解的基础上，工作组提出了解决灾区生活安排问题的具体意见：
(1)471至接上新粮最少需4.5亿斤，不然不能保证按8两供应，就会出问题。1974年度粮食销售计划也要在原定的17.8亿斤的基础上增加5000万斤，增改为18.3亿斤。
(2)共需救济款3555万元。省委的意见：治病款300万元由地方财政解决。财政部除已拨的1200万元外，尚需再增拨2000万元。
周总理看了工作组的报告后，心情沉重地说：“解放这么多年来了，甘肃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是国务院的工作没有做好。现在又发生了这么大的天灾，群众的生活一定要安排好。”周总理根据报告提出的意见，责成国务院有关部委尽快研究安排落实。随后，国务院调拨的粮款和救灾物资按报告的要求陆续到达甘肃，确保灾区群众安全渡过春荒、接上新粮。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甘肃不仅没有重演三年困难时期的悲剧，而且夺得了1975年的丰收。
(责任编辑 刘荣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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