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两宋时期,都市文明经历了重大转型和调整。一方面,州县城市普遍突破原有政治性质所构成的限制,开始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文明形态;另一方面,商业市镇的广泛兴起和发展,标志着新的都市形态的出现。随着城镇类型的分化和等级关系的重组,都市文明的结构体系也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国古代后期都市文明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宋代 都市文明 州县城市 商业市镇 城镇体系
作者陈国灿,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浙江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教授、博士。(浙江金华:321004)
长期以来,围绕宋代城市的发展演变,中外学术界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其根本分歧不在于城市本身,而是对此期社会性质的认识,即宋代城市演变是中国社会由中世开始走向近世的反映,还是封建社会自我调整的结果。①问题是,城市作为一种文明形态,不只是特定社会状况的简单反映,而是有着自身的发展道路。从中国古代都市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宋代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转型和调整期,在对社会产生多方面影响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国古代后期都市文明的发展道路。
州县城市:从统治中心到文明实体
中国古代早期的州县城市,主要是依托行政体系发展起来的,首先充当了各级统治中心的角色。这种性质既决定了城市之间不可逾越的等级关系,也极大地限制了城市发展的自主性。尽管城市里也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动,有时还显得相当活跃,但这些主要是基于政治向心力而汇聚起来的,并不是城市自主发展的结果。从晚唐开始,尤其是入宋以后,州县越来越多地突破原有政治性质所构成的限制,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显著增强,由此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形态。
从经济方面来看,随着商业活动由政府规定的封闭的“市”散布到城市各个街区,进而越出城墙向外扩散,因民间私设店铺所引发的“侵街”现象愈演愈烈,长期以来严格实施的坊市分离制和城乡分隔制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到北宋中后期,不要说一般城市,就是作为最高统治中心的开封,也是坊巷之间,“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1]宋室南渡后,进一步放弃了控制“侵街”现象的努力,转而采取承认既有现状、加强日常秩序管理的政策。于是,都城临安城内外,“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2]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经济逐渐摆脱了政治强力的严密控制,走上了产业化和多样化的道路。就产业化而言,比较典型和普遍的是商业形态的转变,即由简单的消费性商业活动发展为分工精细、结构完整的商业体系,包括跨地区的流通商业,具有规模化特征的批发商业,以及灵活机动的零售商业。这意味着城市不再只是单纯的商品消费地,而是开始承担起不同层次商品经济中心的角色。就多样化而言,在商业发展的同时,诸如手工业、服务业、文化业、娱乐业、外贸业、旅游业、城郊经济作物种植业等也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以民间手工业为主体的城市商品生产的普遍兴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农村提供产品、城市消费产品的格局,直接推动了城乡经济的双向互动。上述两方面的结合,表明城市经济已不再是政治的附属,而是与乡村经济相对应的独立形态。
从社会方面来看,市民阶层的全面兴起,改变了城市原有社会结构,推动城市社会关系的重新组合。历史上,市民是随着城市的产生而出现的。但在中国古代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市民不仅没有成为城市居民的主体,而且是以个体的形态存在的。城市发展及其人口规模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市民阶层的形成和壮大,因为市民由个体上升到群体的过程,也是超越彼此身份和职业差异,形成共同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的过程。入宋以后城市商品经济的确立,标志着以商业精神为核心的城市意识开始觉醒,并逐渐成为城市社会的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数量日益增加的工商业者,各种商业性文化娱乐业的演艺人员,融入商品经济大潮的官僚士人,乃至部分移居城市的乡村地主和城郊从事商品化经营的专业农户,共同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之间的等级关系不再取决于身份的贵贱,也不具有世袭性和绝对性,而是随着贫富分化和财富的转移,处于不断升降、沉浮之中。诚如时人袁毂所说:“昔之农者,今转而为工;昔之商者,今流而为隶。贫者富而贵者贱,皆交相为盛衰矣。”[3]
相对而言,“行”、“作”、“团”之类的工商业组织和“社”、“会”等文化组织的兴起,更直接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群体意识和自主意识的成长。史称:“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为团行,虽医卜工役,亦有差使,则与当行同也。”[4]其实,城市工商业户成立团行组织不仅仅是为了应付官府科配,更重要的是希望以此加强同业之间联系,维持工商业秩序,协调市场活动。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户部尚书权兼临安府韩仲通上言:“居民日用蔬菜果实之类,近因牙侩陈献,置团拘买,扣除牙钱过多,致细民难于买卖。……欲乞并行住罢。”宋高宗“从之”。[5]临安城果蔬的买卖本来已有菜行、青果团之类的行业组织,少数牙商与官府勾结,增设牙行加以垄断,终因同行的群起反对,不久即被废除。
可见,加入工商组织的市民虽在个人经营上是自由的,但商品经济和市场活动已使他们结成有一定共同利益的整体,并以群体的方式来处理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展示群体的意愿和影响。
从文化方面来看,市民阶层所带来的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必然引发城市文化的相应调整。一方面,原本高高在上的士人文化走出“唯我独尊”的精英意识和等级观念,融入到普通民众之中,从而实现由“雅”到“俗”的转变。通俗文学的勃兴,便是其中颇为典型的现象。话本小说、戏文、剧本、歌词之类的通俗文学,就其渊源而言是由传统士人的“高雅文学”发展而来的,其创作群体主要也是士人,但它以通俗的文艺式样,充满现实生活气息的世俗内容,消费娱乐的表现形态,为普通民众所喜闻乐见,呈现出鲜明的大众化、商业化特点。另一方面,原本粗糙自然的民间文化突破下层社会的活动空间,跻身于主流文化行列,由此实现从“俗”到“雅”的转变。北宋中晚期以降,各地城市广泛出现的“瓦子”、“瓦肆”等商业性文化娱乐场所,其中所表演的说唱、歌舞、杂技、杂剧等百伎艺术,大多来自于民间文艺。进一步讲,士人文化的俗化,实际上是士人市民化的结果;民间文艺的雅化,实际上是文化商业化的结果。这两者的结合,便直接推动了雅俗共赏的市民文化体系的形成,进而取代政治文化,成为城市文化的主体。
可见,两宋时期州县城市的转型,其外在表现是传统坊制瓦解和商业兴盛所带来的都市风貌的变化,实质乃是摆脱政治中心的附属地位,开始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文明形态。
商业市镇:新型都市形态的兴起
商业市镇的广泛兴起和发展,是宋代经济和社会领域变革的重要表现。从表面上看,市镇最初大多是以农村商业和市场活动集聚地的形式出现的,其在各地的大量涌现,既是农村经济日趋高涨的结果,又直接推动了农村商业的兴盛和市场体系的发育成长。但市镇并不是单纯的农村商业中心,就其发展趋向而言,实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经济都市形态。这在北宋时尚不十分明显,进入南宋后则显得越来越突出。
宋代市镇的都市化趋向首先表现为商业的经济化,即由简单的商品交易和流通活动发展成为较为完整的商品经济体系。具体可从两个方面来看:其一,随着商业的日趋兴盛,市镇吸引和汇聚了多种形式的经济活动,并以市场为纽带,将这些经济活动整合起来,从而实现由商业中心向商品经济体的跃升。以南宋时期嘉兴府海盐县澉浦镇为例:该镇毗邻都城临安,又有着良好的港湾条件,由此发展成为著名的海外贸易口岸。其居民“不事田产”,“惟招接海南诸货贩运浙西诸邦”。[6]与此同时,镇上还有发达的盐业、渔业、酒业、竹林加工业、经济作物种植业等多种产业。宋高宗绍兴(1131—1162)末年,该镇鲍郎盐场每年纳入官府专卖范围的产盐额就高达35600余石。[7]
其二,市镇市场活动的扩散,引发周边乡村经济的相应变动,小农家庭的生产和消费逐渐由自给性向商品性转变。各种“兼业”现象的出现,便是这种转变的结果。所谓“兼业”,是指农民在进行粮食生产的同时所从事附带性经营活动。与以自给为目的的传统家庭副业不同,兼业活动主要面向市场需求,以实现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市场价值为目的,有着商品经济的部分特征。而兼业的进一步发展,便上升为具有完整商品经济意义的专业生产。如专门从事经济作物种植业的“茶园户”、“蚕桑户”、“花户”之类,专门从事手工制作和加工业的“机户”、“染户”、“曲户”、“酒户”、“磨户”、“窑户”、“炉户”、“油户”之类,均属于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在此基础上,以市镇为核心,包括周边乡村在内,形成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商品经济圈。
市镇商业的经济化过程,也是人口不断聚集的过程。根据笔者的考察和分析,进入南宋时期,市镇人口的增长普遍呈加速之势,其居民数量,一般性镇大多有数百户,已接近当时小型县城的规模;大镇则往往在千户左右,与普通县城市相当;至于巨镇之类,更是多达数千户,几可与中等规模的府州县城市相比。[8]在市镇人口中,工商业及相关行业人员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有的是资本雄厚的巨商豪贾,有的是富裕的手工作坊主,有的是充当商品交易中介的牙商、驵侩,有的是从事抵押业和放贷业豪户,有的是经营规模有限的普通商人。当然,数量更多的是小商小贩、以技艺谋生的工匠、出卖劳动力的佣工和苦力等。如南宋后期,在常州武进县奔牛镇和镇江府丹阳县吕城镇,“船脚、脚夫平生靠运米以谋食者”,“数逾百家”。[9]市镇居民中还包括部分官僚、贵族、士人、商业性演艺之人和宗教人员。如平江府常熟县福山镇是远近闻名的宗教活动中心,镇上的东岳庙系泰山神行祠,每年都有大批信徒从各地前来祭祀,“江、淮、闽、粤水浮陆行者,各自其所有以效岁时来享之诚,上祝天子万寿,且以祈丰年,而后保其家。凡有求必祷焉,率以类至,号曰会社。箫鼓之音相属于道,不知几千万人”。[10]在镇郊农村,又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和地主。显然,市镇正逐步摆脱乡村社会形态,日益呈现出商业社会的特征。
从聚落形态的角度,或许可以更直接和更清晰地反映出市镇的都市化趋向。尤其是那些大镇和巨镇,随着工商业的持续发展和人口与空间规模的不断扩大,逐渐由乡村聚落形式转变为类似城市的空间结构和街区格局:镇中心工商业区域,人口密集,街衢纵横,坊巷棋布,店肆林立;在周边郊区,则散布着附属市场和村落。如嘉兴府华亭县青龙镇早在北宋后期就已初步形成较完整的街区结构,“镇市有坊三十六,桥三十,桥之有亭宇者三,有二浮图,南北相望”。[11]同县的上海镇兴起于南宋后期,“襟海带江,舟车辏集”,“有市舶,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12]俨然是一派繁华都市的景象。诸如此类,不一而举。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新的都市形态,市镇有着诸多与州县城市不同的特点:它并不以政治中心为依托,而是兴起于广大农村地区,因而较少地受到政治因素的控制和干扰,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它以商业和市场活动为基础形成,又以商品经济体的形式发展,因而始终具有鲜明的经济中心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市镇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内在变革的产物,不仅在打破传统小农经济自给自足体系方面较州县城市的外来冲击更为直接,而且也反映了都市文明向农耕文明内部的渗透。
城镇体系:都市文明结构的调整
宋代州县城市转型和市镇兴起的过程,也伴随着都市文明体系内在结构的重大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
一是横向层面,表现为城镇类型的分化,其实质是城镇自我意识觉醒和自主能力增强。
就州县城市而言,随着政治控制的放松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原本借助于政治强力而高度统一的发展模式显然已越来越难以维持,取而代之的是由于地域和社会经济环境差异所引发的多样化形态。有的既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功能,又有着发达的工商业和活跃的市民文化,由此发展成为综合型城市。北宋时的开封和南宋时的临安,便是这类城市的典型。有的以强劲的经济影响力确立起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由此发展成为不同特色的经济型城市。如位于太湖北岸的苏州(平江)是著名的工商业大都市,地处长江中游的鄂州是沟通沿江上下跨区域贸易活动的商业都会,信州铅山、韶州岑水、潭州永兴是以矿产开采和冶铸闻名的手工业城市,浙东明州(庆元)、福建泉州、广南广州则是繁华的海外贸易都市。当然,也有部分城市仍停留于统治据点的形态,工商业水平低下。如江东的徽州,“郡界万山,舟车不通,商旅罕至”。[13]由于商业寥落,税收微薄,到嘉熙四年(1240),宋廷最终裁撤了该城的税务机构。
市镇的广泛兴起,本身就意味着州县城市一统天下的传统都市体系的解体。由于市镇从其产生之时起就具有较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并与所在地区的经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因而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发展类型。其中,农业型市镇主要分布于粮食生产或经济作物种植业、林业、渔业等农副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承担着相关产品外销和流通的职能。如南宋时期嘉兴府的魏塘镇、建康府的孔镇、宣州的水阳镇、太平州的黄池镇等,均以粮食贸易为特色;彭州的塴口镇、永康军的味江镇、资州的石同镇等,一度是川蜀地区的茶叶交易中心;庆元府的鲒埼镇则是大型渔业市镇。手工业市镇是随着农村手工业发展及其商品化程度的提高而兴起的,一般以一种或几种手工行业为特色,具有生产专业化的特点。如在东南沿海地区,分布着众多盐业市镇;浙西、四川地区丝织业发达,由此形成不少丝织业市镇;江浙等地制瓷业兴盛,以此为特色的市镇也相当活跃。交通枢纽型市镇主要分布于各地水陆交通沿线,充当着各地货物转运和商品流通中心的角色。如常州的奔牛镇、平江府的平望镇,兼跨嘉兴、湖州的乌青镇,江陵府的沙市镇、潭州的桥口镇、池州的雁汊镇、太平州的采石镇、临江军的清江镇(樟镇)等,都是较具规模的水路交通枢纽市镇。港口市镇主要分布于沿海港湾条件优越、腹地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的地区,其特点是海外贸易尤为发达。如泉州的石井镇、福州的海口镇、兴化军涵头镇、台州的章安镇、嘉兴府的澉浦镇和青龙镇等,都是南宋时期重要的贸易口岸。消费型市镇主要是由于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而兴起的,以发达的消费性商业和服务业为特色。如平江府的许浦镇因扼守长江入海口,常年驻有大量军队及家属,由是“军民市易为盛”。[14]
此外,还有部分环城市镇,主要分布于大中城市的周边地区。不过,这些市镇实际上是城市空间扩张的一种形式,并逐渐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纵向层面,表现为城镇等级关系的重组,其实质是城镇冲破行政体系的束缚,代之以自身的文明阶梯结构。
古代早期城市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由各自的政治地位所决定的。在不同的行政区域内,政治地位低的城市隶属于政治地位高的城市,彼此的等级关系明确而固定。但入宋以后,城镇发展自主性的提高和类型的多样化,使其内部的等级关系由政治因素主导逐渐转变为由各自的发展水平所决定。
可以说,到南宋时期,一种新的城镇等级体系已基本形成,它总体上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基层城镇,主要由县城和市镇构成,是整个城镇体系的基础。二是地区性城市,以府州城为主体,构成了城镇体系的中间层次。府州城市不仅是所在地区最大的政治中心,往往也是最大的工商业和社会活动中心。一方面,它们与所属县城和市镇结合,构成本地区的两级城镇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沟通和联结更高层次城市纽带。从商品流通和市场体系来看,各地一般以府州为单位形成一个个相对完整的地区性城乡市场网络,府州城市则在其中发挥着中心枢纽的职能。三是区域性城市,具体又可分为影响和辐射范围越出所在府州而扩大到周边区域的城市和具有一定跨区域影响的城市两个层次。前者将若干相邻地区的城镇联结起来,形成更大范围的城镇体系。如真州、庐州等属于两淮区域的中心城市,鄂州、潭州、江陵等属于荆湖区域的中心城市,福州、泉州等属于福建区域的中心城市。后者较典型的有平江(苏州)、建康(江宁)、成都等。平江(苏州)虽是浙西府级城市,但其影响尤其是市场影响波及到东南各地,建康(江宁)府城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长江中下游中心城市的角色;成都则是西部地区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也是四川范围内最高层次的中心城市。四是全国性城市,属于城镇体系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城市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而且其影响领域也是全方位的。如南宋都城临安,其作为全国政治、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固不待言,就是在经济领域,它也是南宋全境工商业最为发达和市场辐射范围最广的城市。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将临安的商品流通分为三个层次的市场圈:近距离市场圈包括城郊附郭市镇和下属诸县及邻近部分县镇;中距离市场圈北以苏州—镇江为界,是谷物的主要来源地,南以明州—严州、衢州—徽州为界,是燃料、油脂、鱼畜及林产品的供给地;远距离市场圈包括北方市场、长江中上游和闽粤等地。[15]可见,临安的经济影响力已明显超越了一般区域城市。
注释:
① 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情况,参见(日)佐竹靖彦:《宋代时代史基本问题总论》,载《宋史研究通讯》1997年第2期;(日)平田茂树:《宋代城市研究的现状与课题——从宋代政治空间研究的角度考察》,载《中日古代城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127页;吴松弟:《中国大陆宋代城市史研究回顾(1949—2003)》,载(日)《东洋史论丛》,第14号,200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卷三,马行街铺席).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22.
[2][4]吴自牧. 梦粱录(卷一三).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107、104-105.
[3]马泽、袁桷. 延祐四明志(卷一九,考古集). 宋元方志丛刊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0:6422.
[5]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绍兴二十六年七月辛亥). 北京:中华书局,1988:2855.
[6]罗绍叔、常棠. 澉水志(卷上,风俗). 宋元方志丛刊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0:4660.
[7]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三之一三). 北京:中华书局,1997.
[8]陈国灿. 南宋城镇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6-252.
[9]黄震. 黄氏日钞(卷七二,回申再据总所欲监钱状).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范成大. 吴郡志(卷一三,祠庙). 宋元方志丛刊本. 北京:中华书局,1990:788.
[11]顾清. 正德松江府志(卷九,镇市志). 天一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90.
[12]唐锦. 弘治上海县志(卷五,建设志). 天一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本. 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90.
[13]澎泽、江舜民. 弘治徽州府志(卷五,公署).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2.
[14]冯汝弼、邓韍. 嘉靖常熟县志(卷二,市镇志). 影印明嘉靖刻本.
[15]斯波义信. 宋都杭州的商业中心.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5卷). 北京:中华书局,1993:311-336.
编辑秦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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