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告状

28岁的常迎昌家住河南登封市告成镇，小伙子外出打工时挣了点儿钱，就花5800元钱买了辆“天马”牌摩托车。他没别的爱好，独爱骑摩托，像心肝宝贝似的骑着满镇溜达。

不料3天后，常迎昌心爱的摩托竟被偷了！起初他在镇上转着寻找，后来他又把寻找的范围扩展到登封市，甚至郑州。3个月的时间，他查找了上百家摩托车修理铺，但都没有找到。

正当常迎昌失望之时，一天中午，他从郑州乘车返回家的途中，路过卢店镇一家摩托车修理铺时，眼前一闪，看到了一辆红色“天马”牌摩托车，那正是自己被偷的摩托车！

常迎昌当即打电话向镇派出所报了案。两民警赶到摩托车修理铺，扣下那辆摩托车并把店主带回派出所。

店主说摩托车是镇上一个叫史鹏飞的人放在店里让修的，与他无关。民警当晚传唤来了史鹏飞。史鹏飞说摩托是他买的，并和盘端出了同镇赵联合卖给他摩托车的经过。

告成镇派出所立即传唤赵联合，赵已闻风而逃。民警只好把摩托车拍照后让常迎昌先推回家，放走了史鹏飞，开始追捕赵联合。

看着崭新的摩托车已被折腾得七零八落，常迎昌心痛地大骂偷车贼不是好东西，并天天到镇派出所催促民警抓捕赵联合。

常迎昌不停地催促抓捕偷车贼，吓坏了邻居靳培然。

5月底的一个夜晚，靳培然托人一起找到常迎昌，说摩托车是他偷的。常迎昌万分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位平素与自己关系不错的邻居，顿时大怒，扭住靳培然要送派出所。靳培然大惊失色，又找了许多人前去说情，并表示愿意出钱免灾。

经过多次协商，靳培然送给常迎昌3000元钱，双方签订了一份“私了协议”，并商定由常迎昌到派出所撤诉。

“私了协议”签订后，本以为万事大吉的靳培然忽然被告成镇派出所民警抓走，不久又被登封市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以罚款1000元。

靳培然自知罪有应得，没有提出上诉，只是在狱中不停地骂常迎昌太不仗义。

靳培然突然被抓，同样令常迎昌心里很不是滋味，想着等靳培然出狱后还他钱。正在常迎昌自责之时，靳培然的妻子找到了他家，一边索要那3000元钱，一边骂他不讲仁义。靳培然妻子的责骂，激怒了常迎昌，他说：“你丈夫把我的新摩托车偷走骑了个稀巴烂，给我3000元钱正好抵上折旧费，他被派出所抓走又不是我告的，再说，他做贼被抓这是罪有应得!”

再说靳培然被提前释放回家后，又和妻子一起跑到常迎昌家，索要那3000元钱，说，打了便不能罚，罚了便不能打。常迎昌说，你偷我的摩托车，坐监不亏，赔我3000元钱应当，有本事你去法院告我！

靳培然愈想愈气，找到一位律师咨询，问上法庭告常迎昌是否能索要回他的3000元钱。律师告诉靳培然，以“不当得利”起诉常迎昌，他有可能胜诉。

接到法院传票后，常迎昌异常吃惊，他想不到“盗车贼”还真敢状告失主。得知此事的人们也觉得奇怪，纷纷给常迎昌打气：“别害怕，你的官司一定打不输，天下哪有小偷告失主的理呢?”

常迎昌抱着官司一定能胜的信心，找人写了一份答辩状，认为那3000元钱只能抵自己的摩托车损失费，不同意返还。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可是河南省头一例小偷告失主的案例，合议庭对这个案子非常谨慎。

法院认为，依照国家法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都有义务向司法机关报案或者举报。原告为逃避法律追究与被告签订“私了协议”显然违反了法律，也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且系双方故意行为，故无效。原告以不当得利要求被告返还3000元钱，然而不当得利之债的债权本应具有合法性，但本案中原告所实施的行为违反了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故不应享有不当得利之债的债权。对原告的请求应予驳回。法院判决：

一、原、被告双方订立的协议无效。二、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三、本案受理费130元，由原告承担。

在下达判决书的同时，登封市人民法院又分别对靳培然和常迎昌下达了《民事制裁决定书》，这在河南省法院系统还是首次：“……本院认为：原告、被告所订立的‘私了协议’既违反了法律，又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且系双方故意所为……故决定对常迎昌的非法所得3000元予以收缴。对常迎昌的违法行为处500元罚款。对靳培然的违法行为处500元罚款。”

接到法院的判决结果后，靳培然叫苦不迭：“我当小偷已被判坐过监，谁知自己告状又被罚，我真是自找苦吃，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告哩。”

常迎昌同样感到窝囊：我的摩托车被偷了还要被罚500元，天下哪有这理？早知小偷告状失主被罚，我还不如及早做个人情，把3000元还给靳培然多好。

针对原告、被告双输的结果，法院认为在此案中，原告、被告输就输在不懂法上，靳培然偷摩托车后，自以为给被告3000元钱并签订《私了协议》就万事大吉了，可他不知道这本身就又违反了法律；常迎昌看上去似乎更“冤枉”，摩托车被盗了还要被罚款，但这都是他自找的。如果他在摩托车被盗后，没有收盗车者的钱并与之签订“私了协议”，而是积极到公安机关告发，他完全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向靳培然索要到摩托车损失费。

肖 玫/荐